李世默：中国以“开源精神”突破了政治和经济“孤立”，科技也一样 - 比思論壇

大家早上好。在座各位都是来自技术领域，而我是做投资的，也是学政治的，不能在技术方面在大家面前班门弄斧，因此我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开源时代的全球化2.0，通过把RISC-V放到政治经济以及全球化的语境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的思考，请大家指正。

首先我试着这样去理解开源：开源的对立面是封闭；开源能够带开多元化，多元的对立面是单一；多元能够推动包容，包容的对立面是排他；而开源、多元和包容最终推动了普惠，普惠的对立面则是普世。

放在全球化的语境里，当前世界处于一个全球化交替的时代，全球化从冷战末期开始推行，至今已经陷入巨大的困境。我把90年代到现在的30年全球化称为全球化1.0，根据这种全球化的定义，全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市场独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和以选举政治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体系。西方世界将这种模式作为普世价值向全世界推广，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第一轮全球化与意识形态深度绑定，最终形成了三大排他性，即经济排他性、政治排他性和科技排他性。前两个我们以前经常谈到的，而科技排他性是我们近几年才意识到的。因此，全球化1.0是封闭的全球化，发展的道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科技领域中，“卡脖子”的问题现在成了一个热点，但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冷战以来，我们在经济、政治上就被卡脖子很久了。

经济排他性指的是冷战后确立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提出者约翰·威廉姆森曾表示，华盛顿共识是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所以要向全世界推广，在全球扫除所有妨碍自由市场运转的障碍，包括推行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最大限度地保护私有产权。在财政方面，华盛顿共识推崇“小政府”，鼓励降低税率、实行货币自由流通、浮动利率、自由贸易。这一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贯穿了全球化1.0的进程，由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推动，很多国家都被他们搞破产了。

政治排他性的里程碑是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他提到，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自由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形式，也是最后的形式。选举民主、三权分立等制度构成了国家和政府的终极形态。

科技排他性看似是一个新的问题，但事实上是也是全球化1.0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瓦森纳协定，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都签署了这一条约，美国能够通过这一协定，干预包括西欧、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重要技术出口。与此同时，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近些年也越来越活跃，加大了技术封锁的力度。

综上三点，我将全球化1.0称作世界秩序中的x86，这个体系是封闭的，任何国家要想在这一体系中取得发展，都必须采用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新自由主义经济。而科技的进步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巩固了少数人的特权，让不平等的趋势进一步加剧。

不过，这一局面在近些年开始发生变化，到了2016年，全球化1.0基本可以宣告结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有一本著作，叫做《全球化及其不满》。他指出，国际金融机构的很多举措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迎合当权者的利益或是意识形态。这些年来，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成功的案例中，韩国一再抵制IMF的改革条款，中国也从未接受IMF的贷款，事实证明，IMF的这些改革条件严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在政治学领域也出现了对自由主义的广泛反思。例如福山就反思了自己当年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认为美国式的政治制度正在陷入政治衰败，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政府越来越没有办法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而是被利益集团所控制；其次，事实证明，国家能力对于国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减税、“小政府”事实上是摧毁了国家能力，这样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推动社会的进步；最后，中国的崛起也是对历史终结论的巨大挑战。

如今，全球化1.0走向终结，发达国家也接连陷入了困境。近年来的不少学术研究、文学著作都是从社会现实入手，揭露了西方社会的去工业化、贫富悬殊、中产萎缩、社会分裂等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深刻反思。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在一份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大象曲线”，他发现，全球化进程中，收益最大的是富豪群体以及中等偏下阶层，而中等偏上阶层的收入则几乎几十年都没有增长。这背后所反映的逻辑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制造业往往会面临流失，收入的增长也会难以为继，只有掌握资本的富人才能让财富越来越多。